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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佩斯、赵本山、沈腾谁才是春晚小品之王?

2019-02-05 17:06

  春晚,一定是今天被讨论最多的话题,而春晚所有节目当中最受欢迎的,很多年来都是小品。

  但问题也会随之诞生。这种喜剧形式会建立在方言的基础之上,也为小品的接受性带来的地域差异,东北观众会对此乐此不疲,南方观众的观感就会打上折扣,相比之下,不依靠方言来制造喜剧笑料的陈佩斯,就有更广泛的接受度。

  但二人转这种源自草根阶级的喜剧把傻子、穷人、残疾人、讲方言的人等种种“不正常”的形象夸张到无以复加来满足“普通人”的优越感又引起了一连串新的质疑。

  但却正好是这些有些软弱、唯唯诺诺却又充善良的角色,才真正打动了观众。他的喜剧,是一种最为生日常化的小人物生态,展示一种在生活中几乎被我们摒弃的理想主义。

  观众喜欢看本山大叔的小品,愿意自掏腰包去德云社购票,去听郭德纲、于谦以及其他德云社相声演员的相声。

  三十多年来,春晚的舞台上诞生了三个小品之王,他们分别是陈佩斯、赵本山和沈腾,这应该争议不大。

  今年央视春晚的节目单正式公布之后,最令人伤怀的消息莫过于此前传闻有望登台的复古组合陈佩斯、朱时茂的节目未能在列。

  除了《王爷与邮差》的结尾外,所有陈氏小品几乎不含任何宣传性的话语,让观众不带任何包袱大笑就是“陈小二”这个小市民形象的追求,而对于赵本山塑造的一系列农民形象情况则全然不同。

  对容易忘本的城里人,早期的赵氏小品里充满了警惕。在这部小品里赵本山前恭后倨、范伟大智若愚、高秀敏口无遮拦,“铁三角”配合得最为得当。比如《吃面条》,就以演戏和贪吃的错位、戏中戏的设置,来让夸张化的肢体动作,具有了情景化的合理性。赵本山以往的表演能放不能收,舞台的重心常常偏移,《拜年》则没出现让他一人专美的情况,起承转合接近完美。《红高粱模特队》(1997)里城里来的模特教练在赵本山眼里是“不能劳动”的闲汉。

  而沈腾的受气包人物,则代表了在今天这个时代,中国人所关注社会问题重心的挪,比如说,已经从《吃面条》解决温饱的时代,变成了《投其所好》中如何博得更好的利益。

  在《卖羊肉串》(1985)、《主角与配角》(1990),陈佩斯扮演了一系列身份倒错的角色:假冒烤羊肉串的小贩,一心想演主角的配角。

  赵本山的小品则有着更为密集的笑点,对观众心理的控制也更为精道。源自于二人转的的那些强烈的讽刺,对权贵的挖苦、对精英的鄙视,都让观众们在他的小品中寻找到了认同感。

  整体上,赵本喜剧形象的演变,可以被看作是农村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,对农民身上种种优缺点的集中反讽性表达。

  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偶像倒掉的时代,社会风气整体是怀疑、挑战权威,陈佩斯的优势在于他自带“窘”的气场,虽然在作品里他常常坑蒙拐骗、自作自受,但并不惹人讨厌,反而引人同情。

  不同于赵本山或陈佩斯更加外化的喜剧风格,他的表演方式更加内敛,用他的话来说,就是“蔫儿”,决不会主动挠你咯吱窝。这也跟沈腾擅长塑造的人物有关,那些喜剧的精华,都在于他不经意的尴尬、唯唯诺诺的嘴角下挂、忙不迭但总是慢一拍的点头里。

  陈佩斯喜剧的特点,一个重要手法在于给演员设定一个临时性的身份,而观众们知道这个身份是虚拟的,于是等着演员做出不符合身份规范的事。其外化的喜剧部分在于夸张的肢体动作,但在这最容易被看到的部分背后,却有着严密的“错位的逻辑”来支撑。

  毋庸置疑,现今网络时代的春晚,已不再具有它在90年代和世纪之交时的特殊地位和功能,所以,可能很难再有下一个小品之王了。

  陈佩斯和赵本山,两代“喜剧之王”其实分别代表着城市与农村两个地域的不同趣味:陈佩斯追求的是更纯粹的快乐,赵半山所要的则是包含着挫折苦涩的快感。

  1998年《王爷与邮差》表演过程中出了事故,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职,朱时茂身上的麦克风没有别好,在表演时掉了,准备好的声效光碟也没有播出来,演出的效果大打折扣。回到后台陈佩斯就哭了,这次不完美的演出竟成了二人在春晚舞台上的最后记忆。

  沈腾的喜剧生涯是从剧场起步,但很难得的一点是,剧场通常需要更加夸张的表演能量,但在小品表演中,他收起了这部分夸张的能量。

  不过春晚的老观众绝对不会忘记陈佩斯、朱时茂这对搭档的黄金岁月,正是1984年二人合作的《吃面条》开创了中国喜剧小品的先河,短短十分钟出头,陈佩斯用肢体语言将“陈小二”从饥肠辘辘到沟满壕平的过程层次分明地呈现出来。

  陈佩斯早期小品有明显的哑剧风格,他对肢体的精准把控、以动作的错位、延迟等来制造笑点的技巧,指明了小品这种艺术的来源,正是戏剧学院学生的课堂练习方式。

  陈佩斯代表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下层青年或新农民,人物的错位、尴尬和笑点背后,其实就是时代变化后,青年们从农村/城市底层在靠近更高阶级时候的尴尬和不适。《胡椒面》对这种尴尬的表现,甚至是有点脸谱化了。

  沈腾能作为新一代喜剧顶梁柱的关键,在于他喜剧角色的特殊性,其成名角色“郝建”人如其名,是一个有点“娘”又有点小聪明的角色,听起来就如同年轻版的巩汉林加郭冬临。这种弱势“小男人”的形象,在父权制坚固的中国社会和影视壁垒中,打开了一条狭缝。

  迄今为止沈腾已经上了五届春晚,隐隐有了新一代春晚顶梁柱的架势。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脑洞大到堵不住,善于玩网络时代的段子。

  在赵本山淡出舞台之后,沈腾无疑成为很多人对春晚的首要期待,年轻的他能否担起这副重担,成为真正的第三代小品之王,还需要更多的经典节目去巩固。

  当然,春晚舞台上的所有喜剧演员几乎都会用这种手法,比如赵本山在《牛大叔提干》(1995)里就演过冒充经理的农民、赵丽蓉在《如此包装》(1995)里演过扮成慈禧的农妇,但都不如陈佩斯的作品更炉火纯青。

  沈腾的小品编排则有着典型的舞台剧风格,剧本结构、人物设置都称得上是精妙,《扶不扶》紧跟热点的讹人事件、郝建的反转,都是精心设计的结果。从剧作水准来说,几乎可以和赵本山铁三角组合的《心病》并列春晚历史最佳。

  而说到底,喜剧的根源,或许就是在社会和时代的缝隙里,调侃、反讽、批判,这是笑的核心。伟大的喜剧演员,都能把不同时代的症结在台上表现出来。

  小品笑料不断,其划时代意义关键在于,在这之前还没有“让观众为笑而笑”的喜剧。对于刚刚从严肃年代走出来的中国人来说,开怀大笑还是件让人疑虑的事,对中国人来说也不啻为一次小小的思想“破冰”。

  再比如《警察与小偷》(1991),陈佩斯饰演了一个穿着警服的小偷,与真警察朱时茂有了一场对话,所有的笑点,都来源于这个巧妙的身份错位的设定。

  比起陈佩斯这类出自演员世家,受过专业艺术训练的喜剧演员不同,赵本山的舞台表演最强烈的风格是“草根性”,表演风格则源自东北民间剧场的二人转,这使得他的喜剧风格更加贴近亲民,笑点也特别密集。

  在如今这个时代,忍耐已经成为了城市人的一种常态,在沈腾的那些角色的背后,是对那些我们已经熟稔于心、或不动声色的规则的一种反抗。

  相比只上过十一届春晚的陈佩斯,上过二十一届春晚的赵本山留下了更为丰富的作品,是当之无愧的春晚“喜剧之王”,但是他所招致的争议也比陈佩斯大得多。

  实际上我心目中赵本山最好的小品不是形式太过依赖崔永元串联的《昨天今天明天》(1999),更不是刁滑的“大忽悠”系列,而是《拜年》(1998)。

  对于沈腾等新生代喜剧小品演员来说,承续前人的辉煌几乎已是不可能的任务。这倒不是说年轻人功力不够,而是随着社会风气、传播方式的改变,春晚的地位本身已经大大的下降。

  严格地说这不全是赵本山的错,更取决于每一名观众怎么看待“优越感”这回事。当“大忽悠”把“范大厨”耍得团团转时,要是你的同情心站在赵本山这边,那这部小品实在太可笑了,要是你站在范伟这边,那赵本山的行为实在太可鄙了。两方都没有错。

  早期的他衣着土气、有时还带点女性化气质、性格倔强、具备很强的批判意识,憨厚中透着明白;慢慢的他穿起了廉价西装,算得上是发家致富了的新农民或农民企业家;从《卖拐》之后,他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农民身上存在的狡黠和逐利。

  更重要的是,这部作品里没有那么多忆苦思甜,虽然有“反腐倡廉”的说教,但包括范伟所饰演的县长在内,所有角色都带着温暖的人情味儿,是赵本山最接近纯粹快乐的一次。

  从表演风格上来说,陈佩斯出身演员世家,他因《吃面条》走红前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演电影,但对比陈佩斯的电影作品和小品作品你就会发现,他在这两种喜剧介质中,有着明显不同的喜剧表演方式。舞台上的他肢体更夸张,表情也更用力,而电影中的他,反倒是更加自然质朴的。

  《拍电影》中陈小二寒冬腊月被导演淋了一桶冰水,虽然舞台上一滴水都没有,但陈佩斯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大活人被渐渐冻住的过程;《胡椒面》里更是全程几无台词,全靠演员的肢体动作交代情节和制造喜剧氛围。

  《今天的幸福》《扶不扶》《投其所好》关乎男人在家庭中的重担、善意的缺失、人情世故的老道。所谓的受气或忍让,其实是从反面传达出了一种强调,又或者是已经被我们遗忘的品质。

  赵本山是“野路子”出身:母亲逝世后随盲人二叔闯荡江湖,1982年凭《摔三弦》一鸣惊人。1990年赵本山戴着那顶著名的前进帽出现在春晚舞台上。

  三位小品之王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同,很大程度源于三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时代,他们的喜剧形象既是他们自己创造的,也可以说是由时代缔造的。

  从《相亲》(1990)开始,赵本山就时刻在作品里提醒观众:幸福不是一桩理所当然的事儿。

  他至今所扮演的净是些“受气包”:叫自己哥们儿“爸爸”的搓澡工、被老太太讹上的路人、不招岳父待见的女婿,不知道如何讨好领导的员工。

  中老年人再婚要获得儿女的同意,农村的幸福生活取决于集体是否富有。对于农民来说,没有什么快乐是免费的,大年夜也要记得感恩。

  2012年《今天的幸福》,他用电视机现场表演“穿越”,一句“打倒的不是天真,是无鞋”是当年春晚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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